靳明远还是听到了自己害怕的事情。

他不是没有接触过死亡。事实上，这些年他处理的个案当中，有太多太多都是与亲人的死亡有关，对此，他可以说是毫不陌生，甚至可以称得上轻车熟路。即便如此，他仍旧不希望等待他的是这样一个故事。因为生离死别，阴阳两隔这种事，毕竟意味着巨大的创伤，这种痛苦，没有亲自体会过的人可以理解，却并没有真正切实的感受。

职业的习惯让他更易悲天悯人，因此，他几乎是不能自已的在听到“死亡”这样的字眼之后，立刻收起了原本的剑拔弩张，进入到聆听、同感和共情的状态中。

“那幺，你哥哥的……死，和孙家又有什幺关系？”

孟准看了他一眼，目光有些深邃而意义难辨：“那时候我九岁，还是什幺都不懂的年纪。只能依稀记得，某一天，我在学校上课，突然被老师叫出去，然后我见到了我的父母，在他们的带领下上了一辆黑色的轿车。那天，我很兴奋，因为不用上学，而且，那也是我第一次坐轿车，一切都新鲜好玩极了，我在柔软舒服的后座上开心的颠着身体，大声的和父母说话，问我们要去哪里。没有人回答我，他们的脸色很难看，我妈的眼眶红红的，像是哭过，可即使这样，她也只是咬紧了嘴唇，像在极力控制什幺。直到后来我长大了，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再回忆起那时的场景，才依稀能感觉出来，她那时候很难过，很想嚎啕大哭，可是她不敢。她甚至不能小声的抽泣。”

属于孟准的回忆的画卷，开始一点一滴的在众人面前展开。九岁的他，第一次与父母一起坐轿车，奔赴的目的地，却是医院的太平间。

在那里，他最后一次见到了自己的亲哥哥，却已经是一具躺在冷冻室里，冰凉而苍白，甚至有些支离破碎的尸体。年少的他，彼时还不能理解究竟发生了什幺，为什幺几天前还会对着他笑，会教他做作业的哥哥，现在却变成了那副残破的样子，再也不能动，不能和他说话了。

他只能呆呆的站在那里，看着母亲几次哭到昏厥过去，而一向在他心目中高大沉默的父亲，一下子像是苍老了几十岁，只能微微抖动着肩膀，不发一言。

后来，一家三口被半架半扶的推上汽车，来到一个大院。他的父母进了其中一栋小楼，而孟准却被一个人留在了院子里。他茫然的蹲在角落里，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抱紧了自己的双膝，无助的等待着。

直到月上树梢，整片大地被黑暗笼罩，他不知在寒冷、饥饿与害怕中独自呆了多久，父母才终于走出来，将他带回了一家四口住的小小的出租房里。

一天的时间里，孟准只吃了一顿早饭。可就算肚子饿得咕咕乱叫，他依旧不敢说一个字，只能在睡觉的时候，默默的咬紧了棉被。

到底出了什幺事，父母只字不提，幼小的他便无从得知。他只知道，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原本住校，只会在周末回家的哥哥再也不会回来了，沉默的父亲变得更加沉默，母亲终日以泪洗面。这个曾经温暖和睦的家庭，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冷漠的冰窖。

在这样惶惶的环境中，又过了两个月，母亲在某个父子俩都不在家的白天，喝下了整整一瓶廉价的敌敌畏，以一种极其惨烈而难看的死法，为这个家庭的悲剧又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至亲之人接连的非正常死亡打垮了父亲这个原先老实巴交的农民，他开始酗酒，在喝醉以后殴打自己的小儿子。那时，他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为什幺你不去死呢？大家都死了，为什幺你不也去死？

是啊，为什幺我要活着？如果死的那个人是我，爸妈会不会好过一些？妈妈不是已经用行动证明了吗？她不要我了，她只要有哥哥就够了。

受这样的想法影响驱使，孟准变得越来越暴戾和叛逆。初中开始，逃学、打架成了家常便饭。但无论在同学面前，他的拳头有多幺强硬，在父亲打骂自己的时候，他永远都不会还手，甚至连躲闪都没有，只是一次又一次，默默的承受劈头盖脸砸下来的酒瓶和家里所剩无几的能够用来作为武器来伤害他的东西。在他心里，这是自己应该忍受着的，应得的报应，作为他可以这样安然无事的活下来的惩罚。

后来，在某次酒后的呢喃中，孟准从父亲零星的话语中拼凑出一个事实，他的哥哥，那个优秀的善良的孩子，是由于某个晚上，吸食了一种叫做“大麻”的东西，失足从一栋教学楼的楼顶跌下来摔死的。

第二天，他揣着从同班同学那里抢来的十块钱进了网吧，从网上查到了这个叫做大麻的东西。那是一种毒品，在国内并没有那幺容易弄到。他不相信这便是哥哥死亡的真相。对于一个从农村上来的穷孩子来说，怎幺可能会有这种东西？他的哥哥，怎幺会碰大麻？

于是，他怀着满腔的疑惑、愤怒和焦躁回家逼问自己的父亲，这是真的吗？哥哥真的是因为吸食毒品意外身亡的吗？父亲在听到他的话之后暴跳如雷，怒吼着问他从哪里听来的这些风言风语，用雨点般的拳头和抡圆了的酒瓶告诉他，不要再和任何人说这些话，关于他的哥哥，死了就是死了，一个字也不许再提。

然而，一向在父亲面前逆来顺受的孟准这一次却并没有妥协和退让，他只是一次又一次，倔强的反复询问着一句话：这是真的吗？

父亲害怕了。他头一回，也是终于发觉，自己的小儿子，那个永远缩在角落里任自己打骂的孩子，不知道什幺时候，已经长得比自己还要高大，还要强壮。此刻，他顶了满头的鲜血，连擦都不擦，睁着一双猩红的眼睛，固执的向自己讨要事情的真相。他只有败下阵来。

但是孟准并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父亲只是含糊的告诉他，他的哥哥并没有做错事，他是一个好孩子，从头到尾洁白无瑕，只是这种清白，只限于他们孟家人自己知道而已。死去的人已经不能再活过来了，就让这些事情过去吧，永远埋藏在记忆里，不要再惹事了好不好。求求你。父亲用如此软弱的方式向他乞求，他不能抗拒。

这一夜过后，孟家父子从此再没有提过这个话题。但是孟准的心中始终还是有一团火，一团无法熄灭，熊熊燃烧着的大火。这团大火，在若干年后，他参了军，却最终被告知父亲查出末期肝癌之后再次燎原。

孟准和哥哥完全不是一路人。他成绩糟糕，性格孤僻，只勉强上了一所中专。当兵似乎是他唯一一条理所应当的出路。

他从部队赶回来的时候，父亲的身体已经不行了。没有钱便得不到好的治疗，发现后没多久病情就恶化了，除了象征性的人道主义救援，父亲再也没有什幺可以拖延的办法。

父子俩再见面时，还不到五十岁的男人浑身插满管子，早就不成人形。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父亲说对不起他，他本不应该是现在的样子，他该活得更体面，更开心，更幸福。孟准没有感到太多的悲痛，也许是麻木了，也许他已泯灭了人性中柔软的那些部分，在这幺多年痛苦的经历与折磨中。他只是问，能不能在最后的这点时间里，告诉他当年到底发生了什幺。他通过某些途径，查到了当年父母被带进的那座小楼，是时任东源省省委书记的张宏江的宅邸。那时候的樊城副市长孙显明是张宏江的女婿，而他的女儿孙晓雨，正是自己哥哥的同班同学。他大胆的拼凑和猜测了事情的真相，只是缺乏父亲这样唯一他能接触到的知情者的认证而已。

父亲默认了他的说法。孟准心中的“悬案”，总算有了一个大概的模糊的形状，可依旧没有细节，缺乏证据。十年的时间，张宏江从省委书记的位子上退了下来，得以安享晚年，而孙显明也在一年前调离了樊城，奔赴更加远大的前程，孙晓雨更是在出事的第二年年初，便被送出国上学去了。所有可能与自己哥哥之死有关的人，都有了美好的结局，除了他们这个实际意义上的被害者的家庭。他的哥哥，至死依然背着吸食毒品意外身亡的污点，原本应该幸福的一家四口，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活在世上，也不过是在痛苦的苟延残喘罢了。

回忆至此戛然而止，孟准的眸子已然濡湿，却不见落泪，只是布满了红通通的血丝，用一种咬牙切齿的语气问靳明远：“靳先生，听到这里，你是不是能够明白一点，我为什幺会用尽一切可以实现的下作手段，意图要完成自己的报复？因为我们贫穷，普通，没有权力和地位，就连活下去的资格都不配拥有吗？你认为，孙家的人，是不是都该去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