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人世间的十九年，乔安一次又一次面对这样的拷问，她的魂灵一次又一次被推进这两扇名为“情感”与“道义”的磨盘夹缝里，被碾得血肉模糊，支离破碎。

她的导师莫里亚蒂教授，曾一针见血的指出，“帮理还是帮亲”这个问题，恰恰是人性弱点的集中体现，除非你彻底抛弃人类这一身份，与你的亲友同胞划清界限，否则最终只能选择“帮亲不帮理”，区别只在于程度的深浅。

乔安记得导师还说过，“帮亲不帮理”是人类共同的天性，正是基于这一天性，人类才能团结起来，缔造出令其它天赋更优秀的种族都自叹不如的辉煌文明，也正是受限于这一天性，人类文明迟早要毁在人类自己手中。

社会越进步，文明越发达，“帮亲不帮理”的危害也就越大。时至今日，这一人性弱点已经孕育出了名为“种族主义”的怪物，并且正在制造另一个更恐怖的怪物，就是所谓的“身份政治”。

从性别到种族，到民族，再到宗族，人类的身份总是无限可分，就连一母同胞的兄弟姐妹也有亲疏远近之分。

如果把“帮亲不帮理”推向极致，凡事完全根据亲疏关系站队，人类社会迟早被撕裂成无法达成任何共识的散沙。

乔安不想陷入这样的泥淖，所以她选择自我放逐，暂时放弃人类的身份，以局外者的视角审视人世间的纷争。

这种尝试是有益的，尽管还无法完全做到客观中立，至少比从前身在局中的时候更清醒，看待问题也更全面。

比如1626年5月4日第二届大陆会议闭幕式上发表的《独立宣言》，乔安从前只当那是一篇激励新大陆人民起来反抗宗主国压迫的革命檄文，如今跳出殖民地居民的身份，从一个更开阔的视角重新审视《独立宣言》发表的时机，阐述的立场，才发觉这篇宣言其实还具有特定的外交意图。

“大陆会议”的领导人们，很清楚想要获得胜利就离不开外国援助，如果他们态度暧昧，还留有与斐真王国握手言和的余地，就没有哪个旧世界的强权会真心助他们一臂之力。

《独立宣言》的发表，彻底斩断了新大陆东海岸三块殖民地的退路，不可能再次投入宗主国的怀抱。

以独立政权身份登上世界舞台的“大陆会议”也凭借这篇宣言向世界宣告，他们已经准备好了与敌视斐真的各国缔结外交关系，建立盟约，争取援助——毕竟敌人的敌人理应成为朋友。

作为一个新政权的最高权力机构，“大陆会议”在国内军事建设和寻求外国援助这两个问题上，展现出两张完全不同的“面孔”。

对内，围绕要不要建立统一的“大陆军”，以及如何招募兵员和摊派军费等问题，来自不同殖民地的代表们发生了无数次激烈的争执，直到第二次大陆会议闭幕也没能拿出一套完善的治军方案，说是一盘散沙都抬举他们。

大陆会议是有很多难处不假，可真的招募不到乐于服役的爱国青年吗？

当然不是的。

1626年这个风起云涌的夏天，从约顿海姆到米德加德，再到亚尔夫海姆，独立革命的浪潮席卷新大陆东海岸，尤其是在年轻人当中，武装抗击来自宗主国的压迫已经成为广泛共识，积极参军入伍的热血青年数以万计！

这一点从各个殖民地的民兵武装就可见一斑。以德林镇为例，人口刚刚过万，民兵就有一千之多！

这种情况并不是特例，新大陆的三块殖民地，保守估计，地方民兵的总数不少于三十万，然而作为正规军的“大陆军”，到目前为止募集到的士兵又有多少？

不到三万。

不足全国民兵的十分之一，而且大部分是约顿海姆当地的民兵，来自南方的士兵，也大多是自带干粮赶来参军的热血青年。

“大陆会议”非但没有积极动员全国民众团结一心，出兵出粮抗击宗主国，反而处处拖后腿，起到了反作用。

究其本质，还是因为“大陆会议”本身就无法做到团结一心。

尤其是米德加德和亚尔夫海姆的民意代表，与其出兵出钱北上参战，他们更担心自家那一亩三分地的安危，所以宁愿多多招募民兵保护本乡本土，至于水深火热的约顿海姆……那是“外国佬”和“北方佬”的麻烦，跟俺们乡有啥关系？

就这建军备战的效率，还谈什么“独立革命”？也难怪温斯洛普伯爵在接受《约顿海姆新闻报》采访的时候，公开对这群“反贼”做出如下评价：

“烂泥扶不上墙！”

其实也不能怪“大陆会议”行政效率低下，民意代表都是这个时代的精英俊杰，他们难道不想团结抗战？

当然想，可惜办不到。

因为他们是“民意”代表，他们代表的南方主流民众就是这么个态度，谁敢违背本地士绅们的意愿，下次人家就不选他当大会代表了！

对内征兵备战搞得一团稀烂，还想打赢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斐真正规军，能有什么办法呢？

办法只有一个，就是“抱大腿”，寻求外国援助。

不得不说，大陆会议的代表们在寻求外援的问题上空前团结，效率奇高！

乔安在米德加德大学的最后一天，曾听老院长富兰克林先生谈起大陆会议的外交举措，比如专门建立一个旨在谋求外国友人支持的“外交委员会”，向瓦雷斯世界的各大强国派出公使，不遗余力地争取各国出兵出钱，帮助新大陆的革命者们对抗斐真王国。

从后续传出的消息来看，大陆会议寄以厚望的“外国友人”普遍反应冷淡，令坐等军援的革命者们大失所望。

这其中当然有斐真当局出面干涉的因素。大陆会议谋求外国援助的同一时间，斐真当局也在积极从事外交活动，以便为镇压殖民地叛乱扫清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