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问题是天底下最复杂的问题，它不能脱离时代背景，也不能脱离人的身份，而且还和其他任何问题都产生相互影响的作用。

如果把李如松的个性放在明初那会儿，其实并不显眼，因为在那个时期，以淮西军功集团为首的武将可以压着文官耀武扬威而不被质疑。

如果李如松不是将门的官二代，而是如高务实这样的文臣官二代(或N代)，他的处世态度也不至于有太大的后果，了不起被人说一句刚愎自负，官场上愿意提携的他的人少一些罢了。

坏就坏在他既是将门出身，又动不动就得罪文臣，仗着皇帝的宠信，生生把自己玩成了孤臣。这种情况发生在这种时期，当真是神仙难救。

以高务实这样的出身，敢于拿祖制开刀搞改革，也不敢轻易改变所谓以文御武的传统，原因其实很简单：任何居于稳定统治期的政权，都必然是文官政权。

武将相对于文官在政治上处于优势的时期，通常而言要么是开国之初挟“打天下”之余威，要么是国家大乱之际恃“挽狂澜”之实力，从来没有在国家稳定时期出现武将集团控制国家的情况。

如果有，那就意味着大乱将起。

事实上，有明一朝虽然财政制度极其糟糕，但它的政治制度是很先进且合理的，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史上最为优秀的制度。

众所周知，政治制度这种东西最关键部分就在于制衡，任何一种权力如果处于无可限制的状况，都会导致国家全面失控，无论这种权力属于谁——皇帝、文官亦或者武将。

后世提到关于明朝体制的问题，总会中枢的最高权力在皇帝，内阁的作用只是顾问，六部的权力也比较弱。但其实这只是明太祖朱元璋创立这套体制的初衷，实际上则只在洪武和永乐两个朝代真正执行过。

事实上终明一朝，就只有洪武和永乐两朝的政治体制非常接近于后来的鞑清。到了仁宣之后，因为当时文官治国的思想开始逐渐浓厚，具体的行政权向内阁和六部转移，皇帝的行政权开始逐渐萎缩。

必须承认，这样的演变不是皇帝的初衷，但是它符合一个国家在稳定之后各级官员的诉求，而不是什么皇帝昏庸之类的问题而导致。

明朝的仁宣二帝会比清朝的大部分皇帝昏庸吗？显然不可能，但鞑清的情况是，即便皇帝昏庸，官员也不敢有这样的诉求。

为什么？这个朝廷的官员都把自己看成皇帝的奴才，又怎么敢和皇帝逐步的索要行政权？

这种转移在景泰和天顺两朝基本完成，这是由于两方面原因同时造成的。

首先，明朝的文官敢于直谏皇帝，敢于用礼仪道德束缚皇帝，对皇帝形成了掣肘，所以他们能争取到越来越多的权力。而皇帝不可能自己一个人就能管理全国的政务，所以需要依赖内阁和六部大臣来帮助自己具体的执行行政权力。

这也不是什么皇帝昏庸造成的，而是皇帝实事求是的需要依赖大臣们给自己做参谋。鞑清的统治者当然也没法一个人管理国家事务，但他们与大明不同，他们自己就是少数派，团结少数派压制多数派，这个难度反而小得多——因为需要分红的人少了。

他们死守着他的权力不信任汉族大臣，而鞑清朝廷里想争取权力的也就只有汉人大臣——“此乱命也，粤不奉诏”这种话，只能是李鸿章这样的汉臣才说得出来。参加“东南互保”的都是汉臣，满臣即便同意东南互保也不敢明面上加入，这就是明证。

而明朝是“多数派”皇朝，皇帝身边不可能有一小撮可文可武的铁杆保皇党，所以文官大臣的权力进一步扩大。如在景泰时，景泰皇帝依赖于谦；天顺时，英宗依赖李贤。

到了弘治以后，情况就已经是皇帝越来越难控制的了。皇帝已经变成了权力的来源和象征，但他们做任何的事情都已经没有办法自由。

比如正德要南巡，权力意识的大增的大臣们全体反对。而如嘉靖的大礼议、万历的国本之争等等，都是皇权与文官政权的冲突。

此时，皇帝们已经变成了退居幕后的国家最高统治者，他们的确始终掌握着对任何事情的最终决断权，但是平时的行政权力已经几乎完全落在了内阁和六部的手里。

这也不是皇帝昏庸和懒惰造成的，明朝中期的很多皇帝们都因为要权力和大臣们进行过殊死的斗争。

皇帝是权力的来源，他可以给人权力，也可以剥夺权力，并且掌握人的生死。这是他唯一可以威胁大臣的地方，但是偏偏明朝的大臣常常并不那么怕死。当皇帝撤换了一个大臣，经常会有更多的大臣站出来维护这个集体的权力。

不是作为个体的大臣真的不怕死，也不是他们不在意自己的政治前途，而是他们也不敢违背文官集团的整体利益。这就是所谓“没有人能背叛自己的阶级。”

高务实也不敢。作为文官集团的一员，甚至是领袖之一，他拥有足够强大的名望和实力，却同样不敢在这一点上打马虎眼。

他对武将的态度比绝大多数文官对武将的态度要好，但那是个人态度，外界只会说他高司徒为人随和，因为他并不是要给予武将与他平起平坐的权力。

转回到皇帝，朱翊钧与他的爷爷嘉靖同样是少年天子出身，两个人也都有着颇为了得的政治手腕，但为什么嘉靖时期的大礼议以皇帝的胜利而告终，而朱翊钧时期的国本之争却以文官集团的胜利而告终？

是文官集团在万历朝变得比嘉靖朝更强大了吗？未必。事实上，这里更关键的问题在于皇帝本人的思维。

高务实当年看过很多穿越明朝做皇帝的小说，且不论其合理性与否，首先它们当时给了高务实一个很有趣的思考：皇帝本人的思想，对其统治的影响。

穿越者皇帝的思想，当然是和土著皇帝的思想大相径庭。而穿越者是一个久经世事知识渊博的人，还是一个普通的社会底层小年轻，同样也有很大的影响。

针对每一个具体的人来说，他的思想局限性，比他的生理局限性，就更加严重了。

首先，他受到时代的局限性，很少有人的思想，能够突破时代主流思想的桎梏；其次，他受到个人阶级的局限性，他所处的阶级和生活方式，很大程度局限了他的见识；再次，他受到了个人教育的局限性，人的思想是后天形成的，教育读书这种间接经验，也会严重影响其思想。

对于明朝的土著皇帝来说，他不可能突破时代的局限，看到历史发展的潮流和方向。他被束缚着宫廷中成长的个人经验，也让他严重缺乏对整个社会的认识。

高务实发现，历史上几个偶然成长在民间的皇帝，个人能力几乎都非常强。

最后一点，则是土著皇帝受到的教育也是传统儒家思想那套，他也基本上不可能突破这套思想的桎梏。

嘉靖与万历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嘉靖是藩王世子“小宗继承大宗”入京为帝，而朱翊钧是由少年太子而为少年天子，他接受的都是文官集团给他安排好的儒家教育。

这一世的朱翊钧稍微幸运一点，因为有了个高务实在身边，旁敲侧击地给他一些新思维影响。然而限于高务实的身份，这些影响也是有限的，是有所克制的。

思想上的局限，会造成其行为的局限。连想都想不到的事情，怎么可能去做到？思想上面的残疾，比肢体的残疾要可怕的多，因为你根本意识不到自己是残疾！

文官集团在道德礼仪、信息掌握、行政执行和意识形态操控等方面，对皇帝形成了全方位的制约。作为帝王你高高在上，看似无所不能，其实是一个大号的泥胎木偶：你看到的信息是失真的，你决策的事项是高成本低效率执行的，你想做的变革和调整必须要符合文官集团的利益，同时还要符合道德礼法的主流意识……

皇帝们或许很少总结这些，但皇帝们一定能意识到一些，所以在原历史上，皇帝们都更喜欢用自己熟悉且相对“听招呼”的重臣。无论是嘉靖用严嵩，还是隆庆用高拱，亦或者万历用张居正，在这个根源上区别都不大。

无论这位首辅是忠是奸，本质上都是他将皇帝忽悠瘸了。至于接下来的事，只能看这位首辅的良心。

文官制衡皇帝，最常用也是最有力的武器是伦理道德，伦理道德是我们这个敬天法祖的国家的根基，是和平年代皇权的授予者，是运行国家机器、维持地方长治久安的工具，同时也是几千年来这个国家所有人——包括皇帝本人——内心中根植的绝对理想与理念。

文官熟读四书五经，又通过了科举考试，无疑是这个国家对伦理道德那一套最熟悉的人，他们可以让一切事情与合适的道德挂上钩，并以此来要挟皇帝、使事情符合他们的意愿、对事情做出合理的解释。

他们甚至从皇帝小时候开始就教授他伦理道德，以便于皇帝长大后能更好的间接治理国家。事实上，对于国家实际的运行，文官集团才是真正的核心，皇帝不过是一个传统权力的象征罢了，无非因为传统的根深蒂固，以及没有新的意识形态替代，才让皇位如此的不容置疑，这也让道德伦理对于皇帝更加的重要了。

在这种时候，李如松作为实际上的被统治者，要求与实际上的统治者平权，怎么可能取得成功？哪怕在皇帝这个名义上的统治者多方保护之下，他也依然会死——意外战死也是死啊，你看那位老老实实与文官集团搞好关系的戚继光，他怎么就不会意外战死呢？

更让人心底发寒的，则是朱翊钧本人极有可能洞悉了其中的内情，所以至始至终放任和包庇李如松。他知道他不管怎么保护，李如松迟早都会死。而在这个反复拉锯的过程中，尾大不掉的李家军会被严重削弱，直至没有威胁。

这意味着，皇帝实际上默认了文官集团的强势，也无意在“以文御武”是对是错方面搞什么拨乱反正。或许在皇帝所接受儒家教育所形成的思维中，这本身就是正确的，他的所作所为，出发点都只是稳定统治。

高务实一路沉默地出宫，没有回户部，而是让仪仗直接开往兵部。凑巧的是，兵部今天不止是梁梦龙在，负责主管兵部事务的大学士吴兑也在。

吴兑本是来询问兵部对这次建州之战赏功罚过的安排的，此时见高务实也来了，立刻明白高务实也一定是关心这件事，与梁梦龙一起将高务实请了进来。三人便在梁梦龙的值房里开起了小会。

刚开始说事，高务实就先听到一个消息，吴兑说任养心那篇弹劾李成梁父子“环神京左右蟠据，横骄莫可摇动”的弹章并非出自于“自发”，而是出自于沈鲤的授意。

这个消息让高务实先是有些错愕，问道：“师兄可以断定？”

“不是断定，是确定。”吴兑摇头道：“我使人问过任子诚(任养心字)，他亲口说的。”

高务实当即明白过来：任养心是山西芮城人，万历二年进士，其房师即是沈鲤。他虽然是实学派中理论上的晋党一系，但显然要受到沈鲤这位高居左都御史的老师影响。

他本身是直隶巡按御史，左都御史兼老师的沈鲤让他弹劾李成梁父子，他自然很难拒绝。

问题在于，沈鲤为什么要这么做——要知道，高务实这位实学派实际上的领袖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公开表明态度。

吴兑没有明说，反倒是梁梦龙嗤笑一声，忍不住开口了：“心斋公于辽抚任内数次为李成梁请功，今李成梁有此大败，似反证心斋公昔日所赞为虚，此其一；心斋公今年六十有七，有人等不及也，此其二。”

高务实瞥了一眼吴兑，见吴兑捻须不语，不禁轻哼一声，道：“心斋公为李宁远请功倘若有误，则我伯考文正公昔年独排众议，用心斋公为辽抚，那岂非也是有误？”

牵涉到高拱，吴兑作为学生也不敢不说话了，立刻道：“先师相文正公，素以用人称职为世所瞩目。其用心斋兄为辽抚，心斋兄乃实军伍，招流移，治甲仗，市战马，信赏罚，使土蛮(察哈尔)不敢侵而王杲伏诛。于是设宽甸六堡，为我朝廷拓八百里新疆——此若有误，何为不误？”

梁梦龙叹道：“所以说有人就是等不及了，两三年都忍不得。”

吴兑也叹了口气，摇头道：“也难怪他忍不得，此前日新顶了他大司农的位置，虽然他去做了总宪，但想必这口气仍是咽不下去。

而今年年初，本该起复回阁的凤磐公又偏偏病倒了，于是咱们原计划中，内阁能够力压心学一派的局面也就不复存在。此时此刻，他以为主动一些便有机会入阁，且能得到我等的支持，那也就不足为奇了。”

原来张四维丁忧这几年运气很糟，先是因为父亲病逝而丁忧，等到丁忧结束，朝廷召他起复回京的消息刚到，他还在按照“流程”请辞呢，结果母亲又病逝了。这下子走流程的请辞变成了真请辞，只能继续丁忧。

等到老娘的丁忧快要结束，他自己偏偏又病倒了。张四维本来身体就不好，壮年时期都曾经因病请辞回乡休养过数年，现在年纪大了再一病，当时真是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

他甚至口述了一封信让回乡探视的张泰徵给高务实带来，信中他用颇为悲观的态度告诉高务实，说他可能没有机会再回中枢了，不过同时又表扬了高务实一番，说高务实这几年的表现比他想象中更好，勉慰他继续努力。

张四维信中还说，“晋党”本身原不该始终独立于实学派中其他人，如今在高务实的带领下已有逐渐融入的趋势，这是个好趋势，应该继续。反而如果他回京，这种趋势倒可能被打破，这对实学派整体而言是不好的，因此他不回去也有好处，劝高务实不必以此为念，争取早日让实学派上下齐心。

凡此种种，张四维说了很多。

高务实仔细思考了一番，觉得大舅这话恐怕不是虚言安慰，而是意有所指。这几年张四维虽然人在丁忧，但因为京华传递消息十分灵通，他对朝中局面从来都很清楚。

实学派内部在他离任之后虽然看似仍是一个整体，但其实形成了两个派别，其中高务实占据实力优势，而许国、沈鲤一派由于有许国这个次辅的存在，则形成了名义占优的局面。

张四维当然对此不满，所以一开始他是希望自己能够早些返回中枢的，但天不遂人愿，现在看来是有些难了。他自然是站在高务实这一边的，也的确认为只有高务实才能担当得起实学派党魁的重任，于是口述了这封信让张泰徵转交给高务实。

高务实知道，随着张四维的这个交待，他也一定会与晋党其他人沟通明白，从此之后晋党会加速融入整个实学派，并以高务实马首是瞻。某种程度上而言，这封信甚至可以算作张四维的政治遗嘱。

但不知道是不是许国、沈鲤方面也察觉到了什么，因此沈鲤推动了任养心弹劾李成梁父子——这个举动的真正目标不是李成梁本人，而是一边打击心学派势力，一边打击张学颜的名声。

倘若张学颜因此请辞，而心学派也因为李成梁一事不敢冒头，那新入阁的人选可不就还得从实学派中来？实学派中现在最适合入阁的人有谁？

高务实刚刚履新户部尚书不久，而且本身也太过于年轻，肯定不是入阁的首选，那么首选对象自然是左都御史沈鲤。

许国肯定也支持这样的变化，因为他一个人光靠次辅的名头已经明显压不住高务实，若是支持高务实的张学颜去位而沈鲤又成为阁臣，此消彼长之下他就极有可能扳回局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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