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31-1440(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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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1]

堪与匹敌者,此人也

自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起兵以来,短短三年时间,抚顺、铁岭、开原、辽阳、沈阳,直至整个辽东,全部陷落。

从杨镐、刘綎到袁应泰、王化贞、熊廷弼,不能打的完了,能打的也完了,熊人死了,牛人也死了。

辽东的局势,说差,那是不恰当的,应该说,是差得不能再差,差到官位摆在眼前,都没人要。

比如总兵,是明军的高级将领,全国不过二十人左右,用今天话说,是军区司令员。要想混到这个职务,不挤破头是不大可能的。

一般说来,这个职务相当安全,平日也就是看看地图,指手划脚而已。然而这几年情况不同了,辽东打仗,明朝陆续派去了十四位总兵,竟然全部阵亡,无一幸免。

总兵越来越少,而且还在不断减少,因为没人干,某些在任总兵甚至主动辞职,宁可回家种田,也不干这份工作。

但公认最差的职业,还不是总兵,是辽东经略。

总兵可以有几十个,辽东经略只有一个。总兵可以不干,辽东经略不能不干。

可是连傻子都知道,辽东都没了,人都撤回山海关了,没兵没地没百姓,还经略个啥?

大家不是傻子,大家都不去。

接替辽东经略的第一人选,是兵部尚书张鹤鸣,天启为了给他鼓劲,先升他为太子太保(从一品),又给他尚方宝剑,还亲自送行。

张尚书没说的,屁股一拍,走了。

走是走了,只是走得有点慢,从京城到山海关,他走了十七天。

这条路线上星期我走过,坐车三个钟头。

张大人虽说没车,马总是有的,就两百多公里,爬也爬过去了。

这还不算,去了没多久,这位大人又说自己年老力衰,主动辞职回家了。

没种就没种,装什么蒜?

相比而言,接替他的宣府巡抚就好得多了。

这位巡抚大人接到任命后,连上三道公文,明白跟皇帝讲:我不去。

天启先生虽说是个木匠,也还有点脾气,马上下达谕令:不去,就滚(革职为民,永不叙用)。

不想去也好,不愿去也好,替死鬼总得有人当,于是,兵部侍郎王在晋出场了。

(长篇)明朝那些事儿-历史应该可以写得好看[1432]

王在晋,字明初,江苏太仓人。万历二十年进士。这位仁兄从没打过仗,之所以让他去,是因为他不能不去。

张尚书跑路的时候,他是兵部副部长,代理部长(署部事),换句话说,轮也轮到他了。

史书上对于这位仁兄的评价大都比较一致:什么废物、愚蠢,不一而同。

对此,我都同意,但我认为,他至少是个勇敢的人。

明知是黑锅,依然无怨无悔、义无反顾地去背,难道不勇敢吗?

而他之所以失败,实在不是态度问题,而是能力问题。

因为他面对的敌人,是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明朝最可怕的敌人,战场应变极快,骑兵战术使用精湛,他的军事能力,可与大明历史上的任何一位名将相媲美。

毫无疑问,他是这个时代最为强悍、最具天赋的军事将领,之一

他或许很好,很强大,却绝非没有对手。

事实上,他宿命的克星已然出现,就在他的眼前——不只一个。

王在晋到达辽东后,非常努力,非常勤奋,他日夜不停地勘查地形,考量兵力部署,经过几天几夜的刻苦专研,终于想出了一个防御方案。

具体方案是这样的,王在晋认为,光守山海关是不够的,为了保证防御纵深,他决定再修一座新城,用来保卫山海关,而这座新城就在山海关外八里的八里铺。

王在晋做事十分认真,他不但选好了位置,还拟好了预算,兵力等等,然后一并上交皇帝。

天启皇帝看后大为高兴,立即批复同意,还从国库中拨出了工程款。

应该说,王在晋的热情是值得肯定的,态度是值得尊重的,创意是值得鼓励的,而全盘的计划,是值得唾弃的。

光守山海关是不够的,因为一旦山海关被攻破,京城就将毫无防卫,唾手可得,虽说山海关沿线很坚固,很结实,但毕竟是砖墙,不是高压电网,如果努尔哈赤玩一根筋,拼死往城墙上堆人,就是用嘴啃,估计也啃穿了。

在这一点上,王在晋的看法是正确的。

但这也是他唯一正确的地方,除此之外,都是胡闹。

哪里胡闹,我就不说了,等一会有人说。

总之,如按此方案执行,山海关破矣,京城丢矣,大明亡矣。

对于这一结果,王在晋不知道,天启自然也不知道,而更多的人,是知道了也不说。

就在一切几乎无可挽回的时候,一封群众来信,彻底改变了这个悲惨的命运。

(长篇)明朝那些事儿-历史应该可以写得好看[1433]

这封信是王在晋的部下写的,并通过朝廷渠道,直接送到了叶向高的手中,文章的主题思想只有一条:王在晋的方案是错误的。

这下叶大人头疼了,他干政治是老手,干军事却是菜鸟,想来想去,这个主意拿不了,于是他跑去找皇帝。

可是皇帝大人除了做木匠是把好手,基本都是抓瞎,他也吃不准,于是,他又去找了另一个人。

天惊地动,力挽狂澜,由此开始。

“夫攻不足者守有余,度彼之才,恢复固未易言,令专任之,犹足以慎固封守。”

这句话,来自于一个人的传记。

这句话的大致意思是:以此人的才能,恢复失去的江山,未必容易,但如果信任他,将权力交给他,稳定固守现有的国土,是可以的。

这是一个至高无上的评价。

因为这句话,出自于《明史》。说这句话的人,是清代的史官。

综合以上几点,我们可以认定,在清代,这是一句相当反动的话。

因为它的隐含意思是:

如果此人一直在任,大清是无法取得天下的。

在清朝统治下,捧着清朝饭碗,说这样的话,是要掉脑袋的。

可是他们说了,他们不但说了,还写了下来,并且流传千古,却没有一个人,因此受到任何惩罚。

因为他们所说的,是铁一般的事实,是清朝统治者无法否认的事实。

与此同时,他们还用一种十分特殊的方式,表达了对此人的崇敬。

在长达二百二十卷、记载近千人事迹的明史传记中,无数为后人熟知的英雄人物,都要和别人挤成一团。

而在这个人的传记里,只有他自己和他的子孙。

这个人不是徐达,徐达的传记里,有常遇春。

不是刘伯温,刘伯温的传记里,有宋濂、叶琛、章溢。

不是王守仁,王守仁的传记里,还搭配了他的门人冀元亨。

也不是张居正,张大人和他的老师徐阶、老对头高拱在一个传记里。

当然,更不是袁崇焕,袁将军住得相当挤,他的传记里,还有十个人。

这个人是孙承宗。

明末最伟大的战略家,努尔哈赤父子的克星,京城的保卫者,皇帝的老师,忠贞的爱国者。

举世无双,独一无二。

在获得上述头衔之前,他是一个不用功的学生,一个讨生活的教师,一个十六年都没有考上举人的落魄秀才。

(长篇)明朝那些事儿-历史应该可以写得好看[1434]

嘉靖四十二年(1563),孙承宗出生在北直隶保定府高阳(今河北省高阳县)。

生在这个地方,不是个好事。

作为明朝四大防御要地,蓟州防线的一部分,孙承宗基本是在前线长大的。

这个地方不好,或者说是太好,蒙古人强大的时候,经常来,女真人强大的时候,经常来,后来改叫金国,也常来,来抢。

来一次,抢一次,打一次。

这实在不是个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别的小孩都怕,可孙承宗不怕。

非但不怕,还过得特别滋润。

他喜欢战争,喜欢研究战争,从小,别人读四书,他读兵书。成人后,别人往内地跑,他往边境跑,不为别的,就想看看边界。

万历六年(1578),保定府秀才孙承宗做出了一个决定——外出游学。这一年,他十六岁。在此后十余年的时间里,孙秀才游历四方,努力向学,练就了一身保国的本领。

当然,这是史料里正式的说法。

实际上,这位仁兄在这十几年来,大都是游而不学,要知道,他当年之所以考秀才,不是为了报国,说到底,是混口饭吃,游学?不用吃饭啊?

还好,孙秀才找到了一份比较好的工作——老师,从此,他开始在教育战线上奋斗,而且越奋斗越好,好到名声传到了京城。

万历二十年(1592),在兵部某位官员的邀请下,孙秀才来到京城,成为了一位优秀的私人教师。

但是慢慢地,孙秀才有思想活动了,他发现,光教别人孩子是不够的,能找别人教自己的孩子,才是正道。

于是第二年(1593),他进入了国子监,刻苦读书,再一年后(1594),他终于考中了举人,这一年,他三十二岁。

一般说来,考上举人,要么去考进士,要么去混个官,可让人费解的是,孙举人却依然安心当他的老师,具体原因无人知晓,估计他的工资比较高。

但事实证明,正是这个奇怪的决定,导致了他奇特的人生。

万历二十七年(1599),孙承宗的雇主奉命前往大同,就任大同巡抚。官不能丢,孩子的教育也不能丢,于是孙承宗跟着去了。

我记得,在一次访谈节目中,有一名罪犯说过:无论搞多少次普法教育,都是没用的,只要让大家都去监狱住两天,亲自实践,就不会再犯罪了。

我同意这个说法,孙承宗应该也同意。

(长篇)明朝那些事儿-历史应该可以写得好看[1435]

在那个地方,孙承宗发现了一个陌生而又熟悉的世界,拼死的厮杀,血腥的战场,智慧的角逐,勇气的考验。

战争,是这个世界上最神秘莫测,最飘忽不定,最残酷,最困难,最考验智商的游戏。在战场上,兵法没有用,规则没有用,因为在这里,最好的兵法,就是实战,唯一的规则,就是没有规则。

大同的孙老师没有实践经验,也无法上阵杀敌。然而一件事情的发生却足以证实,他已经懂得了战争。

在明代,当兵是一份工作,是工作,就要拿工资,拿不到工资,自然要闹。一般人闹,无非是堵马路,喊几句,当兵的闹,就不同了,手里有家伙,要闹就往死里闹,专用名词叫做“哗变”。

这种事,谁遇上谁倒霉,大同巡抚运气不好,偏赶上了。有一次工资发得迟了点,当兵的不干,加上有人挑拨,于是大兵们二话不说,操刀就奔他家去了。

巡抚大人慌得不行,里外堵得严严实实,门都出不去,想来想去没办法,寻死的心都有了。

关键时刻,他的家庭教师孙承宗先生出马了。

孙老师倒也没说啥,看着面前怒气冲冲,刀光闪闪的壮丽景象,他只是平静地说:

“饷银非常充足,请大家逐个去外面领取,如有冒领者,格杀勿论。”

士兵一哄而散。

把复杂的问题弄简单,是一个优秀将领的基本素质。

孙承宗的镇定、从容、无畏表明,他有能力,用最合适的方法,处理最纷乱的局势,应对最凶恶的敌人。

大同,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孙承宗看到了战争,理解了战争,懂得了战争,并最终掌握了战争。他的掌握,来自他的天赋、理论以及每一次感悟。

辽东,大他三岁的努尔哈赤正在讨伐女真哈达部的路上,此时的他,已经是一位精通战争的将领,他的精通,来自于砍杀、冲锋以及每一次拼死的冒险。

两个天赋异禀的人,以他们各自不同的方式,进入了战争这个神秘的领域,并获知了其中的奥秘。

二十年后,他们将相遇,以实践来检验他们的天才与成绩。

相遇

万历三十二年(1604),孙承宗向他的雇主告别,踏上了前往京城的道路。他的目标,是科举。这一年,他四十二岁。

(长篇)明朝那些事儿-历史应该可以写得好看[1436]

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秀才、落魄秀才,教师、优秀教师、举人、军事观察员,目睹战争的破坏、聆听无奈的哀嚎、体会无助的痛苦,孙承宗最终确定了自己的道路。

他决定放弃稳定舒适的生活,他决定,以身许国。

于是在几十年半吊子生活之后,考场老将孙承宗打算认真地考一次。

这一认真,就有点过了。

放榜的那天,孙承宗得知了自己的考试名次——第二,全国第二。

换句话说,他是榜眼。

按照明朝规定,榜眼必定是庶吉士,必定是翰林,于是在上岗培训后,孙承宗进入翰林院,成为了一名正七品编修。

之前讲过,明代朝廷是讲出身的,除个别特例外,要想进入内阁,必须是翰林出身,否则,即使你工作再努力,能力再突出,也是白搭。这是一个公认的潜规则。

但请特别注意,要入内阁,必须是翰林,是翰林,却未必能入内阁。

毕竟翰林院里不只一个人,什么学士、侍读学士、侍讲、修撰、检讨多了去了,内阁才几个人,还得排队等,前面的人死一个才能上一个,实在不易。

孙承宗就是排队等的人之一,他的运气不好,等了足足十年,都没结果。

第十一年,机会来了。

万历四十二年(1614),孙承宗调任詹事府谕德。

这是一个小官,却有着远大的前程,因为它的主要职责是给太子讲课。

从此,孙承宗成为了太子朱常洛的老师,在前方等待着他的,是无比光明的未来。

光明了一个月。

万历四十八年(1620),即位仅一个月的明光宗朱常洛去世。

但对于孙承宗而言,这没有什么影响,因为他已经找到了一个新的学生——朱由校。

教完了爹再教儿子,真可谓是诲人不倦。

天启皇帝朱由校这辈子没读过什么书,就好做个木工,所以除木匠师傅外,他对其它老师极不感冒。

孙承宗是唯一的例外。

由于孙老师长期从事儿童(私塾)教育,对于木头型,愚笨型、死不用功型的小孩,一向都有点办法,所以几堂课教下来,皇帝陛下立即喜欢上了孙老师,他从没有叫过孙承宗的名字,而代以一个固定的称谓:“吾师”。

这个称呼,皇帝陛下叫了整整七年,直到去世为止。

他始终保持对孙老师的信任,无论何人,以何种方式,挑拨、中伤,都无济于事。

我说的这个“何人”,是指魏忠贤。

(长篇)明朝那些事儿-历史应该可以写得好看[1437]

正因为关系紧,后台硬,孙老师的仕途走得很快,近似于飞,一年时间,他就从五品小官,升任兵部尚书,进入内阁,成为东阁大学士。

所以,当那封打小报告的信送上来后,天启才会找到孙承宗,征询他的意见。

可孙承宗同志的回答,却出乎皇帝的意料:

“我也不知如何决断。”

幸好后面还有一句:

“让我去看看吧。”

天启二年(1622),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孙承宗来到山海关。

孙承宗并不了解王在晋,但到山海关和八里铺转了一圈后,他对王大人便有了一个直观且清晰的判断——这人是个白痴。

他随即找来了王在晋,开始了一段在历史上极其有名的谈话。

在谈话的开头,气氛是和谐的,孙承宗的语气非常客气:

“你的新城建成之后,是要把旧城的四万军队拉过来驻守吗?”

王在晋本以为孙大人是来找麻烦的,没想到如此友善,当即回答:

“不是的,我打算再调集四万人来守城。”

但王大人并不知道,孙先生是当过老师的人,对笨人从不一棍子打死,总是慢慢地折腾:

“照你这么说,方圆八里之内,就有八万守军了,是吗?”

王大人还没回过味来,高兴地答应了一声:

“是的,没错啊。”

于是,张老师算帐的时候到了:

“只有八里,竟然有八万守军?你把新城修在旧城前面,那旧城前面的地雷、绊马坑,你打算让我们自己人去趟吗?!”

“新城离旧城这么近,如果新城守得住,还要旧城干什么?!”

“如果新城守不住,四万守军败退到旧城城下,你是准备开门让他们进来,还是闭关守城,看着他们死绝?!”

王大人估计被打懵了,半天没言语,想了半天,才憋出来一句话:

“当然不能开门,但可以让他们从关外的三道关进来,此外,我还在山上建好了三座军寨,接应败退的部队。”

这么蠢的孩子,估计孙老师还没见过,所以他真的发火了:

“仗还没打,你就准备接应败军?不是让他们打败仗吗?而且我军可以进入军寨,敌军就不能进吗?现在局势如此危急,不想着恢复国土,只想着躲在关内,京城永无宁日!”

王同学彻底无语了。

(长篇)明朝那些事儿-历史应该可以写得好看[1438]

事实证明,孙老师是对的,如果新关被攻破,旧关必定难保,因两地只隔八里,逃兵无路可逃,只能往关里跑,到时逃兵当先锋,努尔哈赤当后队,不用打,靠挤,就能把门挤破。

这充分说明,想出此计划的王在晋,是个不折不扣的蠢货。

但聪明的孙老师,似乎也不是什么善类,他没有帮助迟钝生王在晋的耐心,当即给他的另一个学生——皇帝陛下写了封信,直接把王经略调往南京养老去了。

赶走王在晋后,孙承宗想起了那封信,便向身边人吩咐了这样一件事:

“把那个写信批驳王在晋的人叫来。”

很快,他就见到了那个打上级小报告的人,他与此人彻夜长谈,一见如故,感佩于这个人的才华、勇气和资质。

这是无争议的民族英雄孙承宗,与有争议的民族英雄袁崇焕的第一次见面。

孙承宗非常欣赏袁崇焕,他坚信,这是一个必将震撼天下的人物,虽然当时的袁先生,只不过是个正五品兵备佥事。

事实上,王在晋并不是袁崇焕的敌人,相反,他一直很喜欢袁崇焕,还对其信任有加,但袁崇焕仍然打了他的小报告,且毫不犹豫。

对于这个疑问,袁崇焕的回答十分简单:

“因为他的判断是错的,八里铺不能守住山海关。”

于是孙承宗问出了第二个问题:

“你认为,应该选择哪里?”

袁崇焕回答,只有一个选择。

然后,他的手指向了那个唯一的地点——宁远。

宁远,即今辽宁兴城,位居辽西走廊中央,距山海关二百余里,是辽西的重要据点,位置非常险要。

虽然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宁远很重要,很险要,但几乎所有的人也都认为,坚守宁远,是一个愚蠢的决定。

因为当时的明朝,已经丢失了整个辽东,手中仅存的只有山海关,关外都是敌人,跑出二百多里,到敌人前方去开辟根据地,主动深陷重围,让敌人围着打,这不是勇敢,是缺心眼。

我原先也不明白,后来我去了一趟宁远,明白了。

宁远是一座既不大,也不起眼的城市,但当我登上城楼,看到四周地形的时候,才终于确定,这是个注定让努尔哈赤先生欲哭无泪的地方。

因为它的四周三面环山,还有一面,是海。

(长篇)明朝那些事儿-历史应该可以写得好看[1439]

说宁远是山区,其实也不夸张。它的东边是首山,西边是窟窿山,中间的道路很窄,是个典型的关门打狗地形,努尔哈赤先生要从北面进攻这里,是很辛苦的。

当然了,有人会说,既然难走,那不走总行了吧。

很可惜,虽然走这里很让人恶心,但不恶心是不行的,因为辽东虽大,要进攻山海关,必须从这里走。

此路不通让人苦恼,再加个别无他路,就只能去撞墙了。

是的,还会有人说,辽东都丢了,这里只是孤城,努尔哈赤占有优势,兵力很强,动员个几万人把城团团围住,光是围城,就能把人饿死。

这是一个理论上可行的方案,仅仅是理论。

如果努尔哈赤先生这样做了,那么我可以肯定,最先被拖垮的一定是他自己。

因为宁远最让人绝望的地方,并不是山,而是海。

明朝为征战辽东,在山东登州地区修建了仓库,如遇敌军围城,船队就能将粮食装备源源不断地送到沿海地区,当然也包括宁远。

而努尔哈赤先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的发生,要知道,他的军队里,没有海军这个兵种。

更为重要的是,距离宁远不远的地方,有个觉华岛,在岛上有明军的后勤仓库,可以随时支援宁远。

之所以把仓库建在岛上,原因很简单,明朝人都知道,后金没有海军,没有翅膀,飞不过来。

但有些事,是说不准的。

上个月,我从宁远坐船,前往觉华岛(现名菊花岛),才发现,原来所谓不远,也挺远,海上走了半个多钟头才到。

上岸之后,宁远就只能眺望了,于是,我问了当地人一个问题:你们离陆地这么远,生活用品用船运很麻烦吧。

他回答:我们也用汽车拉,不麻烦。

然后补充一句:冬天,海面会结冰。

我又问:这么宽的海面(我估算了一下,大概有近十公里),都能冻住吗?

他回答:一般情况下,冻不住

接着还是补充:去年,冻住了。

去年,是2007年,冬天很冷。

于是,我想起了三百八十一年前,发生在这里的那场惊天动地的战争,我知道,那一年的冬天,也很冷。

学生

孙承宗接受了袁崇焕的意见,他决定,在宁远筑城。

筑城的重任,他交给了袁崇焕。

但要准备即将到来的战争,这些还远远不够,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孙承宗最先做的一件事,就是练兵。

(长篇)明朝那些事儿-历史应该可以写得好看[1440]

当时他手下的士兵,总数有七万多人,数字挺大,但也就是个数,一查才发现,有上万人压根没有,都是空额,工资全让老领导们拿走了。

这是假人,留下来的真人也不顶用,很多兵都是老兵油子,领饷时带头冲,打仗时带头跑,特别是关内某些地方的兵,据说逃跑时的速度,敌人骑马都赶不上。

对于这批人,孙承宗用一个字就都打发了:滚。

他遣散了上万名撤退先锋,因为他已经找到了一个极具战斗力的群体——难民。

难民,就是原本住得好好的人,突然被人赶走,地被占了,房子被烧,老婆孩子被杀,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让这样的人去参军打仗,是不需要动员的。

孙承宗从难民中挑选了七千人,编入了自己的军队,四年后,他们的仇恨将成为战胜敌人的力量。

除此之外,他还做了很多事,大致如下:

修复大城九,城堡四十五;练兵十一万,训练弓弩、火炮手五万;立军营十二、水营五、火营二、前锋后劲营八;造甲胄、军事器械、弓矢、炮石、渠答(守城的擂石)、卤盾等数万具。另外,拓地四百里;招集辽人四十余万,训练辽兵三万;屯田五千顷,岁入十五万两白银。

具体细节不知道,看起来确实很多。

应该说,孙承宗所做的这些工作非常重要,但绝不是最重要的。

十七世纪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人才。

天启二年(1622),孙承宗已经六十岁了,他很清楚,虽然他熟悉战争,精通战争,有着挽救危局的能力,但他毕竟老了。

为了大明江山,为了百姓的安宁,为了报国的理想,做了一辈子老师的孙承宗决定,收下最后一个学生,并把自己的谋略、战法、无畏的信念,以及永不放弃希望的勇气,全部传授给他。

他很欣慰,因为他已经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袁崇焕。

在他看来,袁崇焕虽然不是武将出身(进士),也没怎么打过仗,但这是一个具备卓越军事天赋的人,能够在复杂形势下,作出正确的判断。

更重要的是,他有着战死沙场的决心。

因为战场之上,求生者死,求死者生。